“两端在外”战略和出口驱动模式受到严重挑战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最好解释了扩张政策的实施。但从时间序列来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六个下降年头，预计1999年GDP将增长7%，这意味着下降趋势将继续下去。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缓慢；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跌无全面改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出口严重下降，外资增速下降。

 

1998年，中国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强有力的扩张措施，实施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最强大的政策。然而，扩张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成功，这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并没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还是制度原因呢？

 

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和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制度下，统一收支的集权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投资国有企业，直接决定经济波动，被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制度的实施和地方行政分权的发展，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然而，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然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然而，行政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都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强制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扩张。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政资源的减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靠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促进”的发展阶段。此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仍然非常软，经济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主导。与此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更加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国有投资紧缩入手，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贸形势急剧变化，“两端在外”战略和出口驱动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恢复国内需求，政府再次利用扩大国有投资来推动经济，但效果下降，特别是私人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形势的变化使国家再次将财政扩张和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运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的焦点。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探讨当今市场化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然后解释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