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周期：国有投资驱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繁荣周期：国有投资驱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投资导致国民生产总值波动，两者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我们分析了1979-1997年的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比较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点，也有人认为这是货币收入的转折点（张杰，1997）。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自198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旺盛，价格改革预期加强，通货膨胀首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下降，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自改革以来首次下降，下降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敏感，预期将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滞后；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72%。今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但经济繁荣尚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仍相对强劲。随着国有投资的逐步收缩，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繁荣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下降得更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经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来看，经济增长达到9%后，非国有投资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将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已成为经济繁荣的判断值。这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左大培，1998)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年）。从增长指标来看，9%是我国当前经济繁荣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9%以上的经济增长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导致经济繁荣预期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并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没有制度改革，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左右。可见，我国市场化空间还很大，增长潜力也很大。

 

在两个经济繁荣周期中，国有投资在经济启动和收缩中起着主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经济繁荣时，非国有投资将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繁荣时，非国有投资将迅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随着市场繁荣周期的变化而进退。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尚未成功刺激经济繁荣，或在制度上没有创造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难以跟进非国有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