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的重建；二是市场实体的重建；三是政府行为的重建。为什么要把市场规则的重建放在首位？这只是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而不是一个实际的顺序。事实上，这三个方面的转变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一是重建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重建，一是整合原则，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和完善基于个人产权的产权自由、产权定义、交易和保护规则；三是法治原则，建立神圣公正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规则。(1)重建公平、公开、公平的规则。首先，将双重规则转化为单一规则。其次，市场准入与市场待遇的一体化规则将垄断转变为竞争，减少差异和歧视规则，实施包容性规则，逐步建立统一市场的公平公正竞争规则。第三，透明规则不仅是政府事务的披露，也是管理层内部文件和法律法规的披露，也是所有经营单位和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2)重建产权规则。产权规则的重建包括：产权自由、产权定义、产权交易和保护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产权规则重建的基石是一套完善的个人财产规则。由于个人产权的社会确认和定义（无个人信用证明）和保护缺陷，我国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缺陷或不透明，私人资本在香港的折扣上市或被低估就是证据。因此，完善个人产权规则十分重要。(3)重建法治规则。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及其规则的法律体现。其核心是法律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行事，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令行禁止。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规则的透明度、公平性和正义性。法治规则的重建涉及宪政改革和司法独立，必须有长远的总体目标。从中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维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则（集体和国家产权可视为个人产权的集合），以及独立审判等相关经济领域的规则。这是市场规则重建的基础，核心的核心，灵魂的灵魂。

二是市场主体的重构。企业转型的本质是重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创业模式、治理结构和盈利模式三个方面。2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从零状态的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发展成为如此多具有市场特色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和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然而，中国企业的增长与GDP的快速增长并不相称。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组成的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的大型企业（如果没有垄断资源的大型企业）。为什么会这样？这与中国企业的创业模式、治理结构和盈利模式有关。从创业方式来看，很多企业从吃政策偏饭、“倒卖”开始。。从治理结构上看，我国大部分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问题。从左边看，这是一个“信托责任”问题，代理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信托责任；从右边看，产权所有者的责任是委托人的问题，委托人或缺席或责任不明确，权力不明确，这是国有资产和民营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企业成长不强。一些上市（包括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肆意圈钱，玩弄资产和利润转移的把戏，欺负和损害大多数小股东（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还是这样，非上市公司可想而知。从盈利模式来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主要依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有的甚至热衷于资本投机、寻租、资产转移和利润“盈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缺乏长期的竞争优势。幸运的是，许多20多年改革出现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他们正在开始企业转型或市场实体重建，以实现“第二次创业”。我们应该希望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创业模式、治理结构和盈利模式三个方面的转变，因为民营企业肩负着祖国的信任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代表着中国市场的未来方向。中国企业重建或转型成功之日，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转型之日。

三是重塑政府行为。从理论上讲，政府行为的转变是控制经济→主导→协调→依次转变服务的过程涉及政府权力的行使和权力的结构(横向部门，纵向地方)、权力配置层面的问题是中央、地方、部门、各级官员权利利益的重新整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包括改变政府财政职能，促进收支标准化、法制化、开放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减少五级财政向三级财政分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税收结构、平等税收规则、合理税收形式（如生产增值税改为消费增值税），突破政府转型的僵局。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转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济自发过程迫使政府行为的转变；第二，中央政府首脑主动推动政府行为的转变。前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后者是一个快速的过程，需要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加强中央政府的转型。

如果从理论逻辑出发，市场规则的重建应优先于政府行为的转变，因为规则的建立是一个反复识别的过程。一旦规则真正确立（不仅是“建立规则”，而且是对规则的认可），政府行为就会发生变化，这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从实践逻辑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规则都是由政府制定的（至少现在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成为了一个循环论证。解决办法是改变规则制定程序，将规则制定移交给非政府第三方；二是通过中央领导人的权威重建规则。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规则的重建和政府行为的重建应优先于企业重建，为企业重建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