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以下方面突破了旧制度和相应的发展模式：一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土地使用经营权改革，突破了农村产品经济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产权的重新定义、经营自主权改革带来的劳动分工和交换以及由此释放的体制绩效，为产出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收入和产业基础。二是原社会团体企业、乡镇企业、城市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市场实体“双轨”发展的格局。第三，商业领域的改革为指令供应体制经济时代留下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合法化和扩大奠定了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四是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和一系列经济开放区和内地规划单列市，将生产要素的配置半径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高智力人才、海外企业家技能和产业资本不断流入和重新配置，使该地区获得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从而迅速拉开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形成双轨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第五，行政放权、财政承包、利润保留等一系列制度环境改革，扩大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促进了经济市场化。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模式（即个人倾向）。形成了体制外的“增量”与体制内的“存量”并进的局面。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疲劳和效益减弱的趋势：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资本产出率的上升意味着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的下降，这必然会限制未来的增长率。第二，高投资率可能会下降，制约经济增长。原因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限制，高储蓄率难以长期存在；FDI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受到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作为一个中间过程，最终取决于消费，而国内需求不足和出口驱动的潜力接近极限等；第三，模式内生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销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海外溢出，相应的外部负面影响和损失造成的国民总福利（剩余）的下降，腐败性寻租产生的资本的海外流出，货币从流通中消失的沉淀，租金耗散的资源浪费，花钱购买稳定的无效投资和转移支付，都会减少GDP的流量和存量。总之，成本过高的粗放低效经济增长有时间维度，难以长期维持。如果推到极端，假设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印度等国家几年后崛起以更便宜的优势挑战中国和国际分工变化和汇率变化导致中国增长模式失败，可能逆转出口导向内挤压，沿海地区进一步占领大陆市场，原国内需求不足行业更糟，产能过剩全面进一步导致投资消费萎缩、外资流出、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爆炸、股市崩溃、经济萧条、快速增长抑制问题不可避免。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失败，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是灾难性的。因此，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与所有改革一样，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经历痛苦，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自今年年初以来，改变增长模式（模式）的主流方法是将广泛的扩展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化的内涵增长模式。可以说，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一直是中国的“痛苦”。中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提出改变增长模式，但收效甚微。问题出在哪里？有学者认为，政府定位存在问题，即缺位、越位、错位，并提出了政府转型理论、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等。毫无疑问，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关，但仅仅从政府转型开始恐怕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政府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只是整个模式转型的一个环节。中国经济增长的广泛性及其负面问题不是一个节点问题和简单的理解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涉及不同层次或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性问题的结果。因此，要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必须系统全面地考虑，找到相应的替代方法，减法前必须加法。增长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经济模式的转变。如果只是投资理论，集约理论只能暂时治标，而不能治本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