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

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

学术界认为，皮古的《福利经济学》（1920）是福利经济学的创作。他指出，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并不一定会导致传统理论讨论所设想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美”结果，因为收入分配中自由竞争模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不同。因此，他试图通过阐述一种理性的经济政策（收入平等化）来最大化社会福利，基于人际可比的基本效用假设和边际效用递减法。罗宾斯（1935）根据不可用效用的基数量量，对皮古的认识论基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之后，希克斯（1939）等人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帕累托1913年发表的成果（即帕累托的最佳配置），使福利经济学进入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符合恐惧累托改进的政策。因此，帕累托原则在指导经济政策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提高这一局限性，经济学家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种努力是卡尔多（1939）、希克斯（1940）、西托夫斯基（1941）、利特尔（1950）和其他人引入了“补偿准则”，并通过引入受益人和受害者之间的假设补偿来扩大帕累托原则的适用范围。另一项努力是伯格森（1938）引入的社会福利函数，萨谬尔森（1947）试图解释“如何解决分配问题”，为经济政策提供定量的目标函数。

K·J·阿罗(1951)挑战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后，出现了大量探索社会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献。这些文献关注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总结为社会偏好，即在个人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阿罗的具体内容是补充伯格森－萨谬尔森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完美的机制来推断社会偏好，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阿罗的结论是否定性的。这一结论导致一群学者重新研究了社会福利判断的基础。一些学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扩展和“解决方案”。一些学者试图根据新的价值判断推导出社会福利函数，如基于罗尔斯正义论（1971）的“最大、最小”社会福利函数，基于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J.C.哈萨尼，1953．1977）。所有这些分析都是高度理论化的，但它们的现实意义也很明确，即经济学只能分析不同分配方案的经济后果，因此只能基于“既定的收入分配方案”。至于这个“既定方案”，只能由社会上常见的道德准则来决定。换句话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定理表明，市场运作的结果可以通过改变财富分配计划来改变，从而改变帕累托的最佳位置，以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只有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分配计划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