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内收入不平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省内收入不平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根据1988年和1995年6个城市变化的洛伦兹曲线（曲线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1988年的曲线完全低于1995年。因此，1988年的收入分配远比1995年平等（即1988年的分配优于1995年）。

 

1988年，除广东外，各省相对收入水平差距不大。然而，1995年各省差距显著扩大。1988年广东省相对收入较高，1995年进一步增长。然而，1988年相对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大多在1995年进一步减弱。这意味着，从1988年到1995年，1988年相对收入较高的省份的城市收入比全国平均城市增长得更快。此外，1988年绝大多数相对收入较低的省份在此期间停滞不前。这不仅意味着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加，而且意味着各省之间的贫富模式已经固定。

 

1988年，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分配比1995年更加平等。先富理论鼓励一些地区和一些人先富起来。这一理论的实施给中国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速了省与省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明显的是，一些省份不仅率先致富，而且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逐渐固定。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显示了各省致富顺序的差异，也显示了各省经济水平地位的固定。

 

二、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新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1988年和1995年城市职工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分析中研究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分为两类：员工的个人特征和工作性质。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政治特征（是否为共产党员）。对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调查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被用来调查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工作性质包括企业所有制、行业和职业。所有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调查行业是为了探索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同样，研究职业是否对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响也在调查范围内，因为它代表了某项工作的地位或责任。

 

（1）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我们对1988年和1995年的收入函数进行了评估。年龄是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所有制。性别是大多数省份影响最小的因素。此外，通过测量各省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198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各省的不平等结构非常相似，导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大致相同，主要是年龄因素。到1995年，这一特征发生了变化，导致各省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趋于多样化。在1995年，性别因素的影响有所增强，而在1988年，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经济改革前沿的广东省为例，教育在1995年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在改革步伐相对缓慢的内陆地区，教育对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经济改革前，工作分配由政府（按照统一的工作分配制度）进行监管，工资标准也由中央政府在统一工资标准水平的基础上制定。工资等级主要由年龄决定，与劳动生产力无关。因此，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年龄似乎对收入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后，政府开始改变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如提高劳动力流动性，鼓励企业独立制定工资制度。然而，这些改革，特别是就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一词在中国经常被提及，但它仅限于帮助人们找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明确设定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目标，旨在创造和扩大劳动力市场。因此，尽管工资和就业制度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但1988年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以往一元化制度的影响。1988年，不平等决定因素的一致性和基于年龄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特点。到1995年，年龄对不平等的影响降低了，教育的影响也增加了。从1988年到1995年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

 

(2)导致1988年至1995年不平等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这一时期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从1988年到1995年，年龄对城市和绝大多数省份不平等的影响减少，性别对不平等的影响增加。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特征在不同的省份是相似的。另一个不同的结果是，在此期间，教育对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作为经济改革的先驱，是导致不平等程度增加的突出因素。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分配制度的稳步完善，年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教育因素在这一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得到正式认可，市场机制的完善也得到了确认。此后，经济改革加快了步伐。正如前面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缓慢的就业体制改革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更准确地说，1992年已经成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二个转折点。本文分析的1988年和1995年是在1992年之前和之后。因此，在此期间，年龄因素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和教育的加剧反映了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