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文化基础

形成会计委托制度，实现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起源的角度来看，委托是会计形成的理论基础。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委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的体现。明清时期会计委托制度的发展脉络正好印证了这一结论。在山西商户发展之初，基本上都是晋商出资负责经营，因为商户在发展初期规模不大，晋商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应对各种经营活动。但进入明末清初，大多数晋商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所有业务，此时，晋商开始委托，聘请管理人员管理一些商业活动，实现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明末，晋商所实行的“自本营、东伙分权”制度，就是典型的委托。在这方面，《清理延绥屯田疏》中有记载：“有山西远商来城镇，将大量资金交给土商，朋合营利，各种私人契券。“进入清朝后，晋商的经营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由业主出资设立总号和分号，聘请不同的店主和伙计控制经营。这里的店主实际上是业主的会计委托，负责业务数据的核算，会计结果对业主负责。例如，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所有者聘请著名的财务经理雷吉泰担任大店主。在晋商的影响下，会计委托作为一种制度或规范开始形成。

 

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为中国会计职业道德奠定了文化基础。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关注晋商对中国会计制度的贡献，但忽视了晋商经营理念对中国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事实上，晋商以诚信为本的理念对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产生了重大影响。诚信是晋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信条。为了践行诚信理念，晋商创建了无限股份制，这是当时非常独特的制度，体现了晋商对诚信的坚持。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北京很多晋商票号不仅被抢走，还烧掉了大量账簿，很多存款都失去了凭证。在这种情况下，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坚持无限责任的理念。只要储户能拿出存款折扣，他们所有的商户都会照付。晋商的这些措施赢得了当时公众的信任和欢迎，自然赢得了更多的客户和业务。晋商诚实守信、以义获利的商业道德精神，是我国现代会计职业道德体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晋商所倡导的诚信精神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奠定了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