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会计控制的研究

会计内部控制是会计控制的核心，是在内部控制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内部会计控制的研究文章相当多。会计控制在地方会计研究中相对较早。

 

地方政府对会计控制的研究

 

1、西西方国家内部控制研究情况

 

1992年，COSO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内部控制报告》提出――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rgrated Framwork），该报告被认为是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完善。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是受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员工影响，旨在取得经营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遵循适当的法律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整体内部控制框架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个部分。除了COSO，其他国家的委员会也为内部会计控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如英国Cadbury委员会、加拿大COCO委员会等。比迈?普翰（Bimal Prodhan，1992)在美国的《管理会计》杂志（Management Accoungting）发表题为《所有权与控制：基于国际透视》（Ownership and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会计控制问题。罗伯伯特，著名管理学家N?安东尼（Robert.N.Anthony）医生们一直致力于管理和控制。30年前出版了《管理控制系统》（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自1999年以来，已出版9版。第九版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对企业管理产生了影响。因此，新版本的管理控制系统以“所有公司都使用计算机系统”作为研究管理控制的假设，并重新定义了管理控制系统。

 

在西方，会计控制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会计控制理论研究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检验不断发展和创新理论。信息技术对会计控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托马斯·约翰逊等许多会计师（Thomas Johnson）和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更加关注会计控制研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软件的设计和开发；管理软件应用于企业管理，实现信息流、物流、资本流的有效整合，不仅实现业务流程的实时会计控制，而且帮助企业进行资本、成本等动态控制，提高业务效率和效率；同时，管理软件的应用为会计控制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条件，不断创造信息环境下的新理论指导实践。

 

2、我国会计控制理论研究情况

 

中国会计控制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民族企业家邓观英和张健在商业活动中强调了运营成本的核算和预算的制定，导致了会计控制思想的萌芽。会计是一门社会科学，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密切依赖于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会计界认为，解放前采用的会计制度、方法和理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以下简称“英美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场关于如何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理论争论开始了。其重点是社会主义会计（指“苏联模式”）与资本主义会计（英美模式）是否有根本区别。争论的结果肯定了会计是分阶级的。新中国成立后13年的会计工作和理论研究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与西方会计控制理论研究的距离。

 

1962年至1979年，中国会计界总结了苏联模式实施的经验教训。在吸取苏联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当时党的“调整、整改、充实、完善”的方针，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氛围，使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学家深刻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差距，积极参与会计控制理论的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杨纪婉、阎大武教授于1980年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并明确讨论了会计的控制功能。同年，葛家舒、黄忠坤教授提出从会计需要讨论“价值决策”和“确定和控制价值运动需求”的观点，将会计控制与价值运动联系起来。1981年，曹刚教授还专门讨论了会计控制职能，并提出“收益控制”应大于“成本控制”。这些会计界的前辈在研究西方会计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会计控制思想，将对会计控制的认识从“监督观”提高到“控制观”，创造了会计控制理论研究的先例。